“两院院士”侯祥麟是科技界的“大先生”。
他是世界著名石油化工科学家和我国石油石化领域的战略科学家，领导研制成功原子弹工业分离铀－235装置急需的油品，以及导弹所需的特种润滑油、脂，是我国炼油技术的奠基人和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倡议人之一。
侯祥麟。中国工程院供图
2005年，侯祥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当时93岁的侯祥麟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做的事情也是平凡的。”
正因为有侯祥麟这样真诚、执着的“大先生”，坚定迈出平凡的步伐，才成就了我国石油工业乃至科技事业的腾飞。
“红色”的标记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放弃续签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研究员职务回国的侯祥麟，加入天安门广场庆祝游行的队伍中。他穿着醒目的鲜红色衬衣，与学生们一起载歌载舞。
“红色”正是侯祥麟一生的标记。
6年前，侯祥麟接受党中央委派，远渡重洋赴当时的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
很多曾在新中国科技发展历程中挥斥方遒的老先生，最早认识侯祥麟就是在美国。那时，侯祥麟和其他几位党员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留美科协”，吸纳了300多名科学家和学者，其中绝大多数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各学科的开拓者或带头人。
但这批人回国时，祖国仍处于百废待兴之时，国家原油产量几乎为零，不仅炼油技术落后，二次加工装置也非常少，仅相当于国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水平。
1960年，原石油工业部决定依靠国内力量，尽快掌握后来被称为“五朵金花”的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和相关催化剂添加剂等工艺技术。
首批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的侯祥麟，时任石油工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石科院）副院长。他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项任务，成为“炼油新技术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两院院士”闵恩泽那时是石科院催化剂研究室主任。对于当年的经历，闵恩泽曾经这样回忆：“侯老对我们极其信任，大家每半年向他作一次汇报，明确目标、方向和重点，每次最长时汇报两小时。他总是放手让我们去干，但关键时刻又会出手相助。”
当时，为了尽快完成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工厂的研建任务，侯祥麟将其中一部分项目与“两弹一星”项目列在一起，从而在推动实验室研究的同时，及早启动建设催化剂制造的中型试验装置。如此，仅用5年时间，我国就实现了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工业化——8000万吨/年的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工厂建成。
随着“五朵金花”的研发成功，我国又自主建设了第一代120万吨/年炼油厂，同时培养了一支科研、设计、施工、生产队伍，为炼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稳稳接“山芋”
侯祥麟总能稳稳接住一些“烫手山芋”般的任务。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性“油荒”蔓延。他组织力量与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合作，研制航空煤油。但在当时，航空煤油的烧蚀问题是个“老大难”。
侯祥麟厘清思路后，冒出一个突破藩篱的想法：“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油料提纯提得太纯净，所以产生了烧蚀呢？”
“在一定条件下，好可以变坏，坏也可以变好，这就是辩证法。”侯祥麟说服参试人员，加点以往被视为烧蚀“罪魁祸首”的“杂质”——硫磺试一试。
实验一举成功。随后，国产航空煤油及配套的“33#添加剂”研制成功。
几乎同一时间，侯祥麟被委派牵头完成用于核工业的3种特殊润滑油的研制任务。该任务只要求能耐元素氟的腐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技术指标及性能的具体要求，也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技术资料。有的只是一点耐氟润滑油样品，大家连其中所含元素和分子结构都不清楚。
这一科研任务可以用危险来形容。研究试剂中所含的氟毒性大、腐蚀性强，又极易爆炸，当时可用的防护装置又很简陋。
为了掌握反应规律，侯祥麟每天亲临现场，与科研人员一起拆卸电解槽和反应器几十次。
1962年底，全氟碳油及其他品种润滑油、润滑脂研制成功，我国由此跻身少数几个能生产全氟碳油的国家之列，国家研制原子弹的需求得以满足。
之后，侯祥麟又率队在逆境中完成导弹和远程导弹所需各类润滑油、脂的研制任务，确保我国第一次导弹发射和各种运载火箭、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耄耋再出征
经历了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和科研设备落后的时代，侯祥麟越来越感到，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于是，他与师昌绪、张光斗、王大珩、张维、罗沛霖等6位科学家共同向中央提出“在我国建立一个以工程技术为主的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建议。1994年6月3日，中国工程院成立，包括上述6位倡建人在内的96位科学家当选首批院士，迄今整整30年。
在此之前，工程科技的“江湖地位”还没有得到认可。
即使是侯祥麟这样在工程技术方面成就卓越的工业科研人员，也因很难发表高水平论文，而在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评审中遭到质疑。
另一位“两院院士”师昌绪，当年作为终评委员之一，向其他评委介绍：“如果没有他的技术成果，飞机、导弹上不了天，原子弹也造不出来，卫星上了天也会因润滑剂经不住忽冷忽热而很快掉下来。侯祥麟领导的这些成果都属于自主创新。”
最终，侯祥麟以高于2/3的票数顺利通过评审，也就此打开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授予工程技术人员的大门。这一年，他81岁。
2003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侯祥麟家拜访。
就在此前几天，温家宝与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深夜通电话。谈及国家领导十分忧虑我国石油、天然气的可持续供应问题时，他希望中国工程院能组织一个战略咨询研究项目。“电话中，总理说‘基础最扎实、全面，最了解国内外油气情况，最具战略眼光的当数侯祥麟先生，就是他已91岁高龄，不知近来身体情况如何’。”徐匡迪回忆道。
在家里，侯祥麟向总理说了3点看法：要买些石油做储备；要加大国内资源勘探力度；要可持续开采。短短不到15分钟，总理不断点头称好，邀请他主持国家课题“中国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侯祥麟回复：“我义不容辞。”从那时起，仅用短短一年时间，他就组织30余位院士、120余位专家学者成立当时国内最高规格的战略研究团队，并提出我国油气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导原则、措施和政策建议，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正如侯祥麟所言，“我的人生无处不留下深刻的时代烙印”。
回溯往昔，徐匡迪曾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侯祥麟询问参加学生运动进而入党的经历。侯祥麟却幽默地说：“我这个人不是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要加入共产党的，我是在美国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借了英文版《资本论》《反杜林论》，躲在亭子里攻读两年后才下定决心去寻找党的……当时党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也不写在脸上，因此我找了很久、找得很苦……”
这个回答使徐匡迪大为惊愕：“侯先生不仅是一位化学、化工高级专家，还是一位能读通艰深的英文论著，并从中找到理想和信念，义无反顾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界先辈。”
“大先生”侯祥麟于2008年作古，“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是他终身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