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发轫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沈春蕾
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
这些可以载入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史册的“第一”背后，站着同一个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他还是“东方红一号”卫星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
“我这一辈子参与过很多航天项目，但要说大事总共干了三件，那就是送‘东方红一号’‘东方红二号’卫星和‘神舟五号’飞船上天。”近日，在位于北京中关村南大街31号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报》记者见到了这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听他讲述与航天打交道的一生。
“技术要吃透，地面试验要做充分”
国家不强大，就要受欺负。1933年，戚发轫出生于辽宁省瓦房店市，那段学生期间当了8年亡国奴的经历，令他刻骨铭心。
新中国成立后，还在上高中的戚发轫又目睹了朝鲜战场上中国志愿军被美军飞机扫射轰炸后的情景。也是从那时起，戚发轫下定决心：“一定要学航空、造飞机，保家卫国。”
1957年，戚发轫从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身）飞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老五院）工作。
“当年，我们这些人既没有见过导弹，也没有见过火箭。但有一个人不仅见过，还研究过，他就是老五院第一任院长钱学森。”戚发轫回忆道，“钱学森是我们的引路人，他拿着自编的《导弹概论》给我们讲课。”
戚发轫等年轻人一边恶补理论知识，一边期待着去苏联看看真导弹。当时，苏联允许中国参加导弹研究的年轻人到莫斯科茹科夫斯基航空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但随着1958年两国关系的恶化，苏联借口称不接收现役中国军人。戚发轫等人便脱下军装，准备通过高等教育部去莫斯科学习。
“别人都可以去，只有戚发轫不能去。”接到苏联通知的戚发轫备受打击，“穿军装不让去，脱下军装也不让去，就因为我是学总体的，怕获取核心技术”。
不久之后，苏联专家全部撤出中国，并带走了相关资料。当时，我国首枚导弹“东风一号”已在仿制中。
“既然靠别人不行，就只能靠自己。”戚发轫告诉《中国科学报》，“自力更生”的航天精神就是从那时候萌生的。
没了苏联专家的帮助，“东风二号”的研制只能靠中国科研人员自己摸索。1962年，由中国人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二号”在发射一分钟后坠毁，宣告失败。
当时，戚发轫是一名基层工程组长。亲历发射失败的他，跟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沉浸在无尽的自责中。现场领导的一句话很快把他们唤醒：“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再干。”
“发射失败让我们总结出两条经验——技术要吃透，地面试验要做充分。”戚发轫后来担任总设计师时仍铭记着这两条经验。
1964年，由中国人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二号”的发射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成功。同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戚发轫接着又参加了“两弹结合”“东风四号”“长征一号”等航天任务。他负责结构和总体设计工作，保证了发射任务的顺利完成。
太空传回《东方红》乐曲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提出的号召。“两弹”的发射成功打通了卫星“上天”的路。1965年，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国的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研制计划被提上日程。
“东方红一号”在研制工作中面临诸多困难，但因为经历过“东风二号”的发射失败，戚发轫组织大家将能想到的试验都坚持做了。
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发射准备工作就绪。因为要在太空奏响《东方红》乐曲，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发射前，周总理紧急召见研制团队，并点名问戚发轫：“卫星可不可靠呀？”“上天以后，《东方红》会不会变调？”
戚发轫有点为难地回答：“凡是能想到的、地面能做试验的，我们都做了，都没有问题，就是没上过天。”
“那这样吧，你们回去写个报告，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转场时间。”听到总理的话，戚发轫紧张得说了大实话：“总理，不行啊。卫星与运载火箭已经对接，水平放在运输车上等着转运到发射阵地。我们只做了四天四夜横放试验，再久了就无法保证电解液不漏。”
周总理略带责备地问：“为什么不多做几天试验呢？”戚发轫马上回答：“我们搞总体的没有向负责电池的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接着周总理说了一段让戚发轫铭记一生的话：“你们搞总体的人，应该像货郎担子和赤脚医生那样，要走出大楼到各研制单位去，把你的要求老老实实告诉人家，让人家知道应该怎样做工作。”
“虽然我当时很委屈，但总理的话让我很服气。”从那以后，在参与航天工程项目的时候，戚发轫都会下到基层一线，把总体要求跟对方说得清清楚楚。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冲入云霄，庆祝声此起彼伏，只有戚发轫还安静地坐着。
90分钟后卫星绕地一周，新疆喀什站报告：“收到太空传来的《东方红》乐曲。”这时候，戚发轫才站起来大声喊道：“我们成功了！”
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研制通信卫星
“东方红一号”上天了，戚发轫和卫星的缘分并没有就此结束。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在机场紧紧握住周恩来总理的手。这次握手被称为是“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该画面的视频被传输到美国和世界各地，这背后就有通信卫星的功劳。
当时，全球通信卫星的发展只有10多年历史，仅有几个发达国家拥有通信卫星，我国在通信卫星领域尚属一片空白。尼克松访华的视频画面是租借美国的通信卫星设备，在北京和上海各建立一座临时卫星通信地面站，从而实现新闻传播的。
1974年5月19日，一封详细阐述中国发展通信卫星重要意义的信递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面前。他迅速作出批示：请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尽快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来，然后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执行。1975年3月31日，中国发展通信卫星工程终于落地。
不久后，“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开始研制，戚发轫先后担任该卫星副总设计师和总设计师。这一次，戚发轫等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将“东方红二号”送上天。
1984年4月8日，“东方红二号”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也使中国的电视覆盖率从30%一下子提高到80%，解决了边远地区的通信问题。
戚发轫告诉《中国科学报》：“当年，我们先后研制了‘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和‘东方红二号甲’实用通信卫星，前后共发射7颗卫星，尽管有两颗发射失败了，但还是很了不起的，卫星上所有的仪器设备都是自主研制的国产产品。”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
时间转眼来到了1992年，59岁的戚发轫马上就可以过上退休生活。这一年的9月21日，我国正式批复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并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戚发轫介绍，第一步是载人飞船阶段，第二步是空间实验室阶段，第三步是建立自己的空间站。戚发轫被任命为神舟飞船总设计师。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相比之前一贯的坚决与果敢，这一次戚发轫有点犹豫了。用他的话说，“我也没想到会成为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我快退休了，子女都劝我不要再干了”。
戚发轫去过苏联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亲眼看到并听到载人发射前，总设计师要跟航天员讲：“你放心上去吧，一定能回来！”然后，总设计师签字确认。
“美国和苏联都有航天员牺牲的先例。当时中央明确允许失败，但不允许死人。”戚发轫回忆道，“对我们搞载人航天的人来说这个责任很大，所以我们的载人航天是人命关天。”
“既然国家有需要，我就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离去。”戚发轫毅然决定接下神舟飞船的任务，但他也有一个担心，“我凭什么跟航天员说‘你上去吧，一定能回来’”。
按照老规矩，戚发轫决定将天上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在地面先做试验。
时间紧、任务重，戚发轫迅速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科研队伍。与此同时，他从地面试验需求出发，开始筹建北京航天城。
征地、盖房子、研制设备、调试设备……这些在戚发轫眼中都很重要，甚至不亚于飞船的研制建设。他始终坚信，只有地面试验做充分了，才能保证上天万无一失。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计划“争八保九”的时间表，“神舟一号”飞船要争取在1998年发射，保证能在1999年进入太空。
“实现这个目标太困难。”戚发轫还记得，“1994 年北京航天城奠基，1998年11月我们正在做初样地面试验，当时距离正样发射只有不到一年时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军令状’我们已经立了，完不成也得想办法完成。”戚发轫等人联想到，我国在1975年发射成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之后一共成功发射320多颗返回式卫星。这些卫星回收之后，虽然外面整体都被烧坏了，但里面的仪器设备还可以正常使用。
“我们想能不能把地面做试验的初样产品改装成要发射的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以保证任务的完成。”他笑着向记者解释道，“这个办法有点类似现在马斯克的火箭再回收利用。”
尽管戚发轫的这个方案是有实践根据的，但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方案经上报后获领导批准。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一天后，“神舟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飞船着陆处离预定地点只有10公里。
这一次，戚发轫带领团队给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开了一个好头。
经历4次无人飞船的成功发射，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前夕，戚发轫等人在发射任务书上签字，成功将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送上太空。随后，戚发轫正式开启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他回到母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执教，培养了20多名博士生，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空间羽流实验室。如今，年过90岁的戚发轫还经常奔波于全国各地，向大众传播航天精神和科普知识。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精神又推动伟大事业的发展。”接受记者采访的最后，戚发轫深情地说，“希望航天精神不断护航并驱动更多年轻人探索未知的浩瀚太空。”
《中国科学报》 (2024-05-28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