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科学报》记者 倪思洁 实习生 刘逸杉 通讯员 闫玮丽
应崇福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供图
“我敢碰从来没碰过的东西，我大概有这个天分。”回顾初探超声学研究领域的历程，中国超声学研究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应崇福这样写道。
他有一个关于科研的“搭窝棚”论，认为做学术就是在荒地上“搭窝棚”，而不是简简单单做些“装修”。“在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搭架子建房子，虽然建起的房子可能非常粗糙，但却永远会被人们记住。”
能“搭窝棚”的天分和敢“搭窝棚”的勇气，让他成为中国超声学领域的拓荒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大猷曾这样评价应崇福在超声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一直未有对超声做系统研究者，有之则从应崇福院士起。”
在那一代科学家的心目中，应崇福还有另一个美誉——“真科学家”。
应崇福为中国超声学“搭窝棚”的事，或许要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说起。
当时，在美国布朗大学的应崇福，开始研究固体中的超声散射现象。由于固体中既有纵波又有横波，研究起来难度大，这个领域还从未被系统研究过。
面对实验中紊乱的图像，应崇福先从对单一球形散射体的研究开始，抽丝剥茧，发现了超声能量传播的路径，最终推算出多形状固体的散射机制。他的论文《关于固体中的超声散射》，数十年后还不断为该领域研究者援引。
1955年，几经周折，应崇福终于踏上归国的轮船。他在寄给导师丘尔的信中写道：“你大概知道，有一个国家叫中国，这个国家是我的祖国。此外，比这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急需服务……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回去，不去面对许多困难，那么还有什么人能够回到那个国家呢？一个国家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站起来，整个世界就不能够有一颗安静的良心和一个持久的和平。”
回国后，应崇福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晶体学研究组工作，参与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声学部分的讨论，还推动超声相关工作列入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
1956年9月，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下设超声组，应崇福成为超声组组长，此后超声组升格为超声室，应崇福成为室主任。1964年7月，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成立，应崇福继续担任超声室主任。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超声检测与处理加工技术在各个行业不断推广，超声室的定位受到挑战。身为超声室的掌舵人，如何选择新方向、如何谋篇布局成为摆在应崇福面前的新问题。
从1978年开始，应崇福带领团队深入探索固体中超声的传播与散射问题。这项探索不仅涉及超声学的核心议题，也为诸多超声实际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支持。经过仔细论证，课题组决定采用动态光弹声场显示技术展开研究，借助该工具，课题组直观地观测了固体中声波的传播与散射过程，取得了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1984年，应崇福将这项成果录成15分钟的影像，拿到英国参加学术会议，引起不小的反响，从此，中国超声研究蜚声国际。
应崇福感到，中国科学院应当在提高研究和应用水平上下功夫，他决定把研究重点转回基础研究。“我们必须做基础科学的探索，加强理论研究，才能给下面做指导，才能起到龙头作用。”应崇福说。
他很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的前沿性和原创性。有与应崇福共事过的科研人员回忆：“应先生最反感的事就是在洋人文章的夹缝里找题目，如果这样，就会永远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在为中国超声学学科体系“搭窝棚”的同时，应崇福也注重培养和组建一支具备创新实力的人才队伍。
20世纪60年代中期，声表面波技术成为国际超声学界的“新曙光”。应崇福看到了这一技术的潜在应用价值，于1968年正式组织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建立了声表面波技术工艺实验室。然而，实验室建成后的一段时间里，从事研究的科研人员都是初次涉足此领域。
为了培养人才队伍，应崇福加班加点查阅文献资料，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完成了10万字的讲义。一方面，他一边自学一边开展培训，把编写的讲义推广到国内各有关院校和研究所，为在我国传播声表面波技术知识、推动声表面波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刚毕业的学生短期很难真正上手做研究，应崇福就让大家在实践中锻炼。当时的毕业生徐唯义回忆说：“我告诉应先生我是学物理的，对超声一窍不通，他鼓励我，不懂不要紧，慢慢地学，边学边干。”
在人才培养中，应崇福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学生黎连修选定的论文中，涉及一种材料的磁导率。黎连修觉得这只是方案论证，没有必要为试验数据花费过多时间，便断然下了结论。事后，应先生严厉地批评了他：“哪来这么多‘肯定’！凡事都要亲自去做，说话一定要有依据、有出处，不能想当然，你的思维方法有问题，回去马上做试验！”
在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后的第二年，应崇福招收了不少学生，他们在专业领域都有所成就。此后，应崇福又单独或与他人联合招收了数十名研究生，他们大多成长为所在机构超声学研究方面的学术带头人或业务骨干。
在应崇福的悉心呵护下，中国超声学人才队伍日渐壮大起来。
超声学是一门面向应用的科学。应崇福在回国之初就发现，当时国内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超声，超声的应用范围很狭窄，超声学的发展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压力。
他感到，对于超声学这个以应用为牵引的研究领域来说，科学普及与科学研究同等重要。
早在1956年，他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超声——听不见的声音》，对“声”和“音”的定义做了区分。“有人把超声叫作超音，超音波或超声波。因为音字含有悦耳的声音的意思，又因为声字本含有波的意思，所以用超音命名似乎不妥。”鉴于当时超声极少有人知晓，社会大众对于超声普遍缺乏了解，他与超声室同事合著了《超声原理及其应用》。
无论是做科学普及还是做科学研究，应崇福始终都站在真理的一侧。
上世纪50年代末，超声一度被形容得“无所不能”，1961年还形成了推崇超声的“超声运动”。但是，在气势汹汹的超声运动面前，应崇福不配合，坚决不夸大超声的用处。到1961年底，为了恢复和推进超声的发展，应崇福公开发文做科普，实事求是地再次向公众讲述了超声的应用和原理。
回想起这段历程，马大猷曾感叹：“崇福同志可谓真科学家。”
对“真”的坚守，伴随了应崇福的一生。1991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科学家谈物理”编委会，一向热心于科普的应崇福受邀写了一本介绍超声学的小册子《超声和它的众多应用》。在书中，应崇福毫不避讳地分析了超声作为应用手段的弱点，把超声学的学科发展直观严谨地展现给公众。
1998年6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发起的一项跨世纪科普出版工程“院士科普书系”启动，书系编委会正式成立。应崇福从当年秋天开始收集材料，次年又集中在半年时间里夜以继日地写作。2002年，《我们身边的超声世界》一书最终出版。在应崇福的办公室里，至今还保留着这本书的书稿，从手写版到打印版，数易其稿，反复修订，从中足以看出应崇福对于科普工作的认真程度。
80岁那年，应崇福感慨：“蜡烛也是很奇妙的。在完全燃尽之前，它还可以点燃发光，有时只剩一小片已熔的蜡油，只要烛芯还能站直，这个形态已变的蜡烛还可以再燃烧一分钟半分钟的。那么，何不点燃它呢？”
2010年8月，92岁高龄的应崇福在声空化工程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成功解释了声空化为什么不能进入大容器内或作用到较远的地方。为了与同行分享这一成果和心得，应崇福出席了在云南举办的学术交流会。云南高原缺氧的环境，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从此他的病情时好时坏，直至2011年6月30日晚逝世。
他的学生如是评价先生的一生：“少立鸿鹄志，留洋为国家。克坚攻难走天涯。无悔献身科学，宏论伴年华。处处从容，处处不偏斜，处处绝伦精彩，淡静笑烟霞。”
《中国科学报》 (2023-12-28 第4版 人物 原标题为《应崇福：做燃到最后依旧笔挺的烛芯》)
